胡泳:新媒体时代,我们还需要普利策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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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走过了一个卓越的世纪。1917年,普利策奖第一次由哥伦比亚大学颁发。100年来,普利策奖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彼岸灯塔,为一代又一代的记者,浓墨重彩地记录下那些履行社会良知的评论,夺人魂魄的摄影,穷尽心力的调查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从一开始,普利策奖就拥有某种定义新闻业的能力,即便是在该行业经历巨变的时期。然而,这在今天也意味着,普利策奖需要越来越多地跳脱其纸与墨的遗产,而拥有创造性的思考方式。

2016普利策奖出炉,胡泳答搜狐传媒问

普利策奖委员会中,来自传统媒体的委员为10位,仅有两位数字机构的代表

传媒狐:在普利策获奖名单中,美国主流媒体几乎囊括所有奖项,对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


胡泳:

这并不新鲜,在2015年,14个新闻奖项当中有13个都为传统新闻媒体所夺得。今年的14个奖项当中,只有解释性报道奖由ProPublica 的T. Christian Miller 和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的Ken Armstrong分享。ProPublica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新闻组织,以公众利益之名从事调查性报道。而马歇尔计划则是中立的专事报道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非营利组织。两者因为报道“执法部门在适时调查强奸报案及理解强奸案件对受害者的创伤性影响方面的持久失败”而获此殊荣。

普利策奖作为一个老牌的新闻奖,在进一步承认最好的新兴数字新闻方面需要做得更好。近年的评奖结果对传统的新闻中坚形成一种不成比例的倾斜。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网络新闻机构未能提供足够多的作品参评;评奖委员会的组成过度依赖传统人士(2014-15年度的18位委员会成员中,一半来自报纸和通讯社,仅有两位数字机构的代表,其余为学术和文化界人士;2016年度,来自传统媒体的委员降到10位,但数字机构还是两位);或者,干脆是因为美国最好的新闻仍然是传统媒体出产的,它们有饱经历练的记者,更为雄厚的财力,和更大的企图心,相对它们的数字化同行来说,更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新闻。

但我们知道,美国新闻业近年来的创新,很多出自数字机构,如BuzzFeed、Vox和《赫芬顿邮报》。新兴数字新闻需要在普利策奖中被更多地代表。我们看到了普利策奖的变化:1997年,报纸的网络新闻第一次被评奖委员会所承认;2009年,普利策奖向网络新闻机构开放;2011年,ProPublica首度获奖,开创了网络机构获奖的先河;从2014年开始,在一些类别当中,在线和印刷杂志可以同时提交作品参评。然而这些变化与普利策奖所力图反映的那个行业还不够相称。既然新闻行业在发生数字化巨变,普利策奖也必须与时俱进。

不取巧的深挖和努力是维持这个行业长存所不可或缺的

传媒狐:面对新媒体的发展,普利策奖是否也有可能被淘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人关注普利策奖,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胡泳:

普利策奖是否会被淘汰的问题,与新媒体的勃兴无关。我们知道,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行当里,成员们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标。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 Bureaucracy
)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究其本质,普利策奖是一种同行间的专业认定,也是对专业壁垒的一种捍卫。

有批评者认为,所谓新闻奖不过是一种自我祝贺的练习,借以膨胀自身和选拔编辑部明星,甚至把它说成是不相称的记者为仅仅是简单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彼此发奖的可笑行为。人们也很难不承认,总有些编辑和记者在设计某些梦幻般的报道计划时,脑子里只想着评委而并没有读者。在极端的情况下,普利策奖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百年评奖过程中,并非全无丑闻。例如,1981年,《华盛顿邮报》的年轻记者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以一篇《吉米的世界》(Jimmy’s World,1980年9月28日发表)特稿获得普利策奖,讲述一个8岁的黑人孩子吉米因母亲男友吸毒而致其也吸毒的故事。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一篇杜撰新闻,库克的奖励被取消,《华盛顿邮报》向公众道歉并开除库克。

然而,只需放眼今日的新闻界,便知一片哀鸿之中,人们需要普利策奖来打气,也以其来鉴别新闻的好与坏。面临职业动荡和日常压力,新闻从业者往往选择放弃深入的挖掘和艰苦的努力,更不用说新兴媒体很多采取取巧的捷径来和传统媒体相竞争。而普利策奖告诉我们,那些不取巧的深挖和努力是维持这个行业长存所不可或缺的。所以,即便是在新媒体时代,普利策奖也仍然举足轻重。

可否在评奖席中增加一个“读者席位”?


传媒狐:传统媒体式微,新媒体渐起,普利策奖如何与时俱进呢?


胡泳:

普利策奖虽然必要,却并非没有瑕疵。 Benjamin Mullin在
Poynter网站上发文指出,需要在新媒体时代重塑普利策奖。普利策奖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打破媒体形态。
现在几乎所有成功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不再存在单一的报纸或者单一的电视台。有些媒体比另外一些更以视频为中心,有些更以文本为中心,有些更以音频为中心。但随着商业模式的不稳定和数字工具成本的降低,所有媒体都在涉足此前它们并不擅长的形态和样式。同时,它们也都依赖社交媒体来传播内容。因此,区分报纸、新闻网站、广播公司越来越失去意义。普利策奖应该对文本、音频、视频一视同仁。换言之,好的新闻就是好的新闻,不论其形态为何。

第二,囊括全球风云。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媒体世界中,普利策奖还有必要仅仅把目光局限在美国新闻业吗?互联网已然为记者和读者打开了国家的边界,在美国以外的记者也可能爆出美国乃至世界的大新闻。《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因为披露了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活动而获得2014年普利策公众服务奖。同一年,总部在伦敦的路透社获得国际报道奖。同时,美国的新闻机构正在纷纷设立海外分站,如BuzzFeed现有日本版、法国版、巴西版、德国版和墨西哥版,《赫芬顿邮报》也成为一个多语种网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有中文站点。同样道理,国际新闻机构也试图覆盖美国本土的非英语读者。由此,普利策奖可以把奖项向全世界开放,不论那些新闻机构以何种语言发布新闻。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诺贝尔奖,它只设类别,参评者是不分国界的。

第三,增加读者话语权。
媒体巨变的一个方向是,所有媒体都不得不重视用户行为和用户参与度。数据指标、社交媒体和例如A / B测试这样的反馈机制的兴起,已使得新闻机构有能力向读者和观众作出前所未有的响应。及时的响应会增加媒体的公信力,而公信力最终在市场上是可以变现的。

既如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承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也是在乎公众的,而不仅仅是在乎成员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打破詹姆斯·威尔逊所画的“专业”符咒,加大新闻行业的公众服务指标。办法有很多:比如在评奖席中增加一个“读者席位”,在每个类别的筛选中增加众包,让公众获得一定的提名权,或者是把用户参与指标纳入提名和筛选过程。


传媒狐:您个人最喜欢的一部普利策获奖作品是什么?


胡泳:

当然是《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有关斯诺登事件的报道。


机器人会代替记者写作拿奖么?


胡泳:

不会,出现的情况反而是,自动化写稿系统可以释放记者的时间与精力,利于他们写出角度独特、细致入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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